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闪亮的名字新中国70华诞梁晓声寄语年轻人:多一点理性 少一点任性

  图:七十年时间裏,梁晓声留下约二千五百万字的小说、影视剧本和杂文\大公报记者张帅摄

  今年八月十六日,著名作家梁晓声的长篇小说《人世间》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,得票数在五部得奖作品中位列第一。这部写到最后“手已经不听使唤”的一百一十五万字作品,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。

  一九四九年出生的梁晓声是共和国同龄人,经历了祖国发展壮大的每一步。“可以直接说,没有国家的发展变化,那你个人改变命运,也只是一个人的命运而已。”梁晓声在北京接受大公报专访时说,历时五年辛苦写就的《人世间》,是他这位共和国同龄人向时代的致敬。\大公报记者 张 帅

  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久前,梁晓声在江苏一个县级市开会,得空时,他跨过马路到达对面一个农村,要“眼见为实”内地当前农村发展真况。使梁晓声意外的是,村裏农民的沙发比他家的还舒服,地砖也比他家的高级。农民生活发生这样的变化,村子已决然不是此前他所理解的农村。当然,也早已不是梁晓声自己小时生活的“光字片”街道──《人世间》中以现实名字命名的故事发生地。

  梁晓声一九四九年出生在黑龙江哈尔滨。他的祖籍是山东,父亲十二岁“闯关东”定居到了东北。在岁月动荡的年代,梁晓声的父亲曾被日本人抓走当劳工,后获解救。梁晓声兄妹五个,他排行老二。解放后,父亲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去了大西南,家中抚养孩子的重担全靠母亲承担。

  母亲独自带着五个孩子生活,梁晓声的童年由贫困、寒冷和逃学构成。一九五八至六二年,由於母亲也要上班工作,梁晓声早上七点鐘醒来,天还黑,“左边一转头,母亲已经上班了;右边一转头,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小得还没上学。”梁晓声要起来把半熟的高粱米或者玉米粥煮熟,因为锅太沉,衣服上常常沾着一片锅灰。

  梁晓声说,从小学三年级起自己就开始逃学,在同学中落下“逃学鬼”的绰号。他也是四个儿子中,在初中以前最不让母亲省心的孩子。中学意识到自己做了那麼多让母亲操心的事后,梁晓声开始心怀感激,读哥哥带回来的书,也用母亲辛苦挣来、用“龟裂的手指”数着给他的“皱皱的角票”买书读(梁晓声《慈母情深》片段)。

  现在公众在屏幕上看到的梁晓声总是皱着眉,一副“很不开心”的样子。梁晓声在接受大公报专访时说,二十几年来,由於严重的颈椎病和腰椎病,晚上入睡对於他而言,成为一件极困难的事情,白天则还要在后背紮一尺宽的牛皮护腰带支撑写作。面目“狰狞”的背后,是他要把扭曲的腰背在大家面前强迫拉直。

  旧时已去,梁晓声并不讳言,自己今天一身的“老病”与曾经的知青经历有一定关係。一九六八年,中学毕业的梁晓声赶上了知识青年的“上山下乡”运动,为了响应到边疆去的号召,梁晓声自愿报名到中苏边境附近的瑷珲县,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第一批战士。知青时的梁晓声在木材厂负责扛木头,严重的劳损使他的腰背变得畸形。白天要劳动,晚上还要在油灯蜡烛下看书写作。而且第二天,还得照常出工。

  时代在无意中成就了一位作家。到北大荒基层连队的最初几年,连队每隔半月要开批判会或者颂扬会,梁晓声因缘巧合地在派推过来的发言稿写作任务中开始了创作之路。这中间还有一段奇趣经历。一次国庆节,梁晓声作为报道员刚“下乡蹲点”,一名知青就通知梁晓声连队要给他颁发一枚“国庆奖章”。梁晓声感到很奇怪,等他回到房间,取下“奖章”细瞧,才发现奖章原来是瓶盖做的。虽然是知青为取乐而出的“鬼点子”,但是梁晓声还是备感光荣,又将“奖章”别於胸前,在那个特殊年代,受到知青的尊敬礼遇。

  在这七年的知青岁月,梁晓声与其他年轻人在北大荒共同劳动,对农村和农民甚至对中国都有了更多的了解。梁晓声后来以知青返城为契机创作的一部文学作品《今夜有暴风雪》,将故事集中在一个暴风雪之夜,巧妙地勾勒出知青的艰苦生活和他们所经历的成长之路,成为“知青小说”里程碑式的作品。在梁晓声笔端下,“暴风雪”成为悲壮而又激情的象征。

  梁晓声至今仍记得很清楚,改革开放之后,有一期《中国青年》杂志设计了这样一个封面:早晨阳光温暖地照射着,有一棵树,旁边是还没打开小窗营业的书报亭,一位穿一袭涟漪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子,在安静地读一本书。梁晓声说,这个封面很长时间都压在他书桌的玻璃板底下,当时,整个民族都在向上的精神状态中,这是其中一个标志性景象,也是他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最清晰的一个印象。

  到一九七七年从复旦大学毕业,梁晓声分配到北京电影製片厂工作。不久,内地掀起改革开放的东风,全社会开始甩掉思想包袱轻装上阵,建设热忱很高,特别是知识分子。梁晓声说,这极高的热忱反映在文学和文艺上,就是当时知识分子不约而同想要完成一种“大愿望”,即对民族、对国家实现文化启蒙。

  梁晓声回顾认为,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启蒙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,但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他举例:“即使从歌曲上,这种作用你也可以看到。比如随后出现一首西北风歌曲叫《黄土高坡》,它开始唱出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,都是我的歌。这些歌词的作者都很年轻自信,从歌词的表意看,他们很可能就是受到了八十年代启蒙的影响。”而倘若没有那一时期文化的影响,改革开放未必能在心理上、精神上变得那样顺理成章。

  正是从此时期开始,梁晓声的小说陆续见诸文坛,颇受读者欢迎。其中,小说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、《父亲》、《今夜有暴风雪》都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,多部还改编成为电视剧。

  到了九十年代之后,曾经出现一部讲述“八十后”青春情感和奋鬥历程的电视剧《奋鬥》,该剧集中将年轻人的愤世嫉俗、叛逆迷茫、情感混沌呈现在荧屏之上,显示剧作家已开始把目光聚焦创业、买房等现实话题。梁晓声注意到,从九十年代开始,不管在小说创作还是改编的电视剧,“上班族”和“白领”等以前未出现过的题材,逐渐成为作家创作的主流。梁晓声说:“实行市场经济人们富了起来,这才有了白领题材在现实生活出现的可能性。同时还有一些职场小说出现,这是我们以前没有碰到的。”

 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。在八十年代时,梁晓声写作的稿酬还不高,用他自己的经历说,每千字从七元到十元,然后涨到十几元,最后到二十元的时候几乎就打住。九十年代中期开始,文坛一种显著变化就是“经济槓杆”插入,作家开始面对更大的诱惑。当时,年已九旬的夏衍预见性地提出建议,有人要向青年一代讲一讲,商业时代的写作是怎麼回事,让大家有一些思想的準备。

  然而经济大潮席捲,放眼诱惑多多。不少作家急迫想通过写作成名从而改变命运,文坛难免出现浮躁之风。对此,梁晓声一直呼籲,作家是为喜欢读文学的人服务的,作家服务得怎样,以什麼样的质量输出,直接会影响读者,尤其是青年读者精神家园的构建。

  在二○一四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,梁晓声与习总书记在交流中说:“我认为您是有两个故乡的人,书籍是您的第二故乡。”习总书记回应:“希望文艺家要使我们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乡。”什麼叫“精神上的故乡”?梁晓声理解认为,精神上的故乡可以和精神家园对等,在这裏,读者有可以和自己对话的“良师益友”帮助他们成长。在当前市场经济下,如习总书记所强调,要构建精神家园,文艺和作家要继续发挥重要角色。

  大公报九月专访梁晓声时,梁晓声正迎来自己的七十岁生日。七十年时间裏,梁晓声留下约二千五百万字的小说、影视剧本和杂文,笔耕不辍,著作等身。特别是临近七十,他仍要求自己哪怕牛皮护腰带护身“全副武装”,也要克服颈椎和腰椎疼痛,坚持劳作。勤耕必获丰,梁晓声用辛勤汗水收穫了中国文学最具荣誉的茅盾文学奖。梁晓声说,他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,对於时代的转折要在文字中有所表现的时候,会不断地提醒自己,一定要“全面一点,再全面一点;客观一点,再客观一点;而且理性一点,再理性一点。”

  古人说,四十而不惑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在梁晓声走过的漫长人生道路中,当然也曾有对命运的埋怨幽叹。梁晓声敏锐观察到,当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存在感要“平分秋色”时,人其实往往并不会觉得精神上自由多了,心理上纠结少了。恰恰相反,人疑惑多了,焦虑多了,因为总希望使两者达成平衡,却往往顾此失彼,於是开始浮躁。人在年轻时期最受影响。

  梁晓声表示,这样一个时期或长或短,大抵不会很短,对有些人相当长却是真的。唯有“成熟”,能使之短些。

  “如何成熟?在提升从业能力方面,要多一点积极,少一点消极;在应对挫折方面,要多一点泰然,少一点茫然;在对现实表达意见方面,要多一点客观,少一点主观;在决定人生路径方面,要多一点理性,少一点任性。”梁晓声对大公报说,这是他这个“七十岁老人”的体悟,“苦口婆心”,送给青年人。